南宋后期，今上海地区引入棉花。元代，黄道婆改革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，棉纺织业以松江府乌泥泾为中心，迅速向四周扩散，成为地区新兴的支柱产业。明代，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，“所出布匹，日以万计”，“绫、布两物，衣被天下”。

棉纺织业的勃兴使松江府境内的城镇日益繁荣。松江府城的变化最为显著，城市沿市河不断向东西两侧拓展，至明末，松江大街已绵延十余里，成为“生齿浩繁，居民稠密”的“东南一大都会”。棉纺织业的兴盛为集镇发展添注了活力，如朱泾成了“万家灯火似都城……估客往来多满载，至今人号小临清”的繁华市镇。朱家角镇则“商贾凑集，贸易花布，京省标客往来不绝，今为巨镇。”同时，城镇数量迅速增加，以上海县为例，在元代尚只有乌泥泾、七宝、吴会三个集镇，迨至明清，龙华、三林等四十多个集镇先后崛起，其形成原因几乎全赖布业。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，从事与棉纺织业相关的纺织工具制作、染色、踹光、运输等行业，为城镇发展增添了活力。

为适应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需要，又因植棉有利可图，许多稻农改种棉花，松江府东乡“大半植棉”，形成“棉七稻三”的种植格局。“家家纺织，赖此营生，上完国课，下养老幼。”纺纱织布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，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被突破，“田家妇女亦助农作，镇市男子亦晓女红”。农闲时，男子纺纱织布成为普遍现象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华亭县十五保孝子陈守贞，家贫，“孑身事母，手自纺织，所织布独精洁。”远近闻名，商人争购，人称“陈孝子布”。农忙时，“妇女馌饷外，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，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，而男女皆能自立。”新的生产方式不但打破了农村单一的以生产水稻为主的谋生手段，也使妇女成了支撑家庭经济的主要力量。

随着棉纺织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提升，妇女作为棉纺织业的主力，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。有些无地少地的农家男子无生业可事，出现“民间男子多好游闲，不事生业。其女子多勤苦织纴，篝灯燎火至达旦不休，终岁生资悉仰给于织作”的现象。妇女们的担当和付出，为自己赢得了与男子相当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。不少人家的里外大事以妻为是，民谚“娘娘手里讨针线”，即是女子当家理财的注解。

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婚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封建社会，女子成婚历来全凭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婚前男女之间互不相识，更不能彼此交往。自清代起，在棉区这种旧俗逐渐被破除，农村姑娘择偶有了一定的选择权。男女定亲后，可以相互走动交往，俗称“走通脚”。如女子感到对方人品有问题，或性格不合，只要理由充分，可以退婚，这种举动也已得到社会认可。最具特色的婚俗莫过于“浦东大娘子”，当地普遍认为新娘的年龄大于新郎为佳。形成此婚俗的主要原因还是妇女在棉纺织业中的作用，小儿子能讨个大媳妇进门，及早为家中增加一个纺纱织布的熟手，当然是件好事。而女儿在娘家通常也是纺织的主要劳力，都想让女儿在家中多做几年，当然不想让女儿早早出门嫁人。纺织技术高超的姑娘身价倍增，媒人盈门。厚嫁盛行，大凡女子从七八岁就学习纺纱，十一二岁就学织布，父母因女儿多年对家庭的贡献，多备丰厚的嫁妆以作补偿。而嫁妆厚薄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看土布和棉被数量的多寡，棉被及其它嫁妆都须用土布交叉系缚。成婚后，新媳妇与其它地区相比，享有较好的礼遇。

棉纺织业的兴盛改变了农家的消费习惯。从纺纱织布到出售布匹于布庄，生产周期不过数日，且不受季节限制，由此改变了农家通常必须储备一年的生产、生活资料的习惯。相对于生产粮食作物，棉纺业有较好的收入，为提高消费水准提供了可能。由此出现“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丽”，“士气浮而不实，民间无数日之蓄”的现象。与人们消费习惯改变和集镇兴起相适应，商业与饮食服务业在大小城镇同时繁荣，并催生出一批新的文化娱乐行业。

在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，产生了许多涉及棉花种植、棉纺织生产、棉花棉布交易等方面的习惯、行业帮规等，其中许多风俗习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社会生活。